10月9日，穿裙子戴假发，来自四川南充的32岁王海林男扮女装，在成都街头摆摊卖卫生巾，为患白血病的2岁半女儿筹集医药费。他的故事感动了很多人，短短一天，全国各地的好心人向他的银行卡里汇了41万元。 然而，当女儿还在医院治疗时，王海林却突然带着巨额善款去了山东济南。他和他的家人，出于某种顾虑和安全考虑，也不愿向媒体和好心人透露后续收到的捐款数额。

 　　这个由千千万万普通人参与的慈善故事本该有个美好结局。可是，因这位父亲得到巨额捐款后突然“失联”，并且不愿意透露捐款数额，使之处于舆论风口浪尖上，也让故事起了波澜。也许他确实如妻子所回应的，去女儿曾经治疗的山东医院拿资料，也许一下子收到那么多捐款，让这个家庭有些不知所措。但是，不得不说，莫怪公众质疑，质疑并非因为无情，质疑本身也是出于让善款合理使用的最大善意。并且这个家庭在收到捐款后的表现，确实有着瓜田李下之嫌，让人生疑。

 　　作为普通人，这位父亲确实没有随时可以让人找到的义务。可是，对于身揣巨款的他而言，公开善款用途，主动接受各方监督，不仅是受捐者的道义，更是法定义务。实际上，虽然他和捐款者没有签署任何书面合同，但在事实上，双方通过实际行动已经成立了一份附义务赠与合同。

 　　具体而言，当这位父亲因女儿患病向社会求助，公开银行账号，这实际上是在向全社会宣示，“我愿意接受捐赠并妥善管理善款，将善款用于给女儿治病”。这个承诺对所有潜在的捐款者都有效。好心人相信了这份隐形的承诺，才将钱捐到他的账号上，这显然不是给其个人的，而是为着让他给女儿治病。双方存在着彼此默契、不言而喻的约定。合同法规定：“赠与可以附义务。赠与附义务的，受赠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。受赠人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，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。”

　　可见，如果受赠人不能证明自己将钱给孩子治病，不能证明自己履行了约定，好心人就能主张将钱要回。同时，这本是一起面向全社会的求助，即使善款所有权已经实际转移，全社会仍然对这笔钱有监督的权力。我们期望这位父亲能够早日回归到可供公众监督的位置，并通过恰当的方式公开善款运行状况，重新获取公众的信任，别让善心再受折磨，让这个美好故事善始善终。

 　　实际上，无论这个故事的结局如何，都需要再次引起我们对民间慈善事业相关立法的重视。王海林的募捐行为属于“非公益社会募捐”，即为了帮助特定的对象摆脱困境所发起的募捐，这本是公益募捐的有效补充。然而，我国对“非公益社会募捐”并无法律予以直接规范。这也使得近年来，在相关领域纠纷不断，让善心屡屡受伤。因此，笔者建议国家有必要制定社会募捐法，对什么样的情况下能发起非公益性募捐，谁有资格发起募捐倡议，募捐人的法律地位，捐赠人、募捐人及受赠人之间的法律关系，捐赠的款物该由谁来管理、谁来监督予以明确。如此才能让民间慈善更加规范，给善心善意以法律保障。